不管悲欣往復,汪曾祺在前面等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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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念館院內汪曾祺銅像神態安然

汪朗細談父親汪曾祺

文游臺憶念高郵兩大文學家秦觀和汪曾祺

姚維儒手繪汪曾祺故鄉文學足跡圖譜

城北小學復原汪家北京書房場景

本次同行尋訪的嘉賓、學者蘇北、李建新、楊早、王道(從右至左)

慧園寺外一片金黃麥田

汪味館中設置汪曾祺主題墻

家宴后,汪氏家族與青睞團員晤面

汪曾祺研究者姚維儒帶隊走訪汪曾祺故居和《異秉》原型店鋪

大淖邊接力朗讀汪曾祺名作《大淖記事》

蘆葦蕩中讀《受戒》

慧園寺住持智隆師父

本報記者/王勉

時間:5月26日至31日

目的地:江蘇高郵汪曾祺故鄉

人數:30人

高郵行大事記

5月26日

21點33分乘坐Z29次赴高郵。

5月27日

9點抵達揚州站,后游神居山、悟空寺,走訪菱塘清真寺,探尋盂城驛。下午3點半到達大運河邊的鎮國寺,四方塔巍峨壯觀,令人驚喜。在運河夕陽下結束當天行程。晚餐盡享汪味館總店美味。

5月28日

上午9點,參加汪味館分店開業儀式。后驅車赴汪曾祺初中母校,現名汪曾祺學校,學校書記、校長熱情接待。品嘗汪曾祺家宴,與汪曾祺親屬交流。下午到文游臺汪曾祺紀念館,金牌講解員老項講述文游臺過往。邀請姚維儒先生詳解東門大街汪曾祺小說背景地。

5月29日

乘小火車,坐擺渡船,游清水潭濕地公園和界首蘆葦蕩景區。享河鮮大餐后,到《受戒》原型庵趙莊,那是英子和明海的世界。

5月30日

上午,參加汪曾祺母校城北小學少兒文學院成立儀式,后在汪味館汪朗老師與“青睞”團員座談。下午參觀高郵博物館。餐后坐車返回揚州,搭乘Z30次列車返京。

5月31日

早晨7點31分抵達北京站。

5月26日晚8點,“青睞”人文尋訪團團員在北京站聚齊登上火車,次日上午9點到達揚州站,與汪曾祺的長子汪朗、在京的高郵籍作家王樹興以及超級汪迷蘇北匯合,乘坐大巴直接奔赴汪老的故鄉,開啟期待已久的高郵行。

此次尋訪活動自報名開始就很搶手,成功報名的汪迷不斷在群里曬出自己收藏的不同版本的汪曾祺著作,表達自己的期待之情。王樹興提前幾日到達高郵,精心安排了“汪老家鄉文學地圖游”和“舌尖上的高郵”,更令大家興奮雀躍。

汪家子女稱呼父親汪曾祺為“老頭”。汪朗和其父長得很像,人隨和,說話特別有趣。高郵一行他和“青睞”會員同吃同行,常常使大家恍惚,好像就是與心目中的“老頭”圍坐在一起,侃侃而談了。幾天來,這位可愛的“老頭”不斷浮現在大家眼前,他的拿手菜,他的親人,他的舊鄰;他筆下的大淖、五小、庵趙莊……觸得見吃得著,越來越清晰,親切得讓人想掉眼淚。

神居山悟空寺,高郵最高峰

27日,出來揚州站,坐上大巴,一邊吃著作家蘇北特意帶來的汪味館的可口包子,一邊前往此行的第一站:神居山,汪曾祺曾在作品《歲月鐘聲》里提及這座他幼時就知曉的“神山”。到達目的地下車后,大家跟隨汪朗和夫人劉陽走在山路上,樹木蔥郁,空氣特別好。高郵開發新區的柏乃寶一路當起了“導游”,他講的“高普”乍一聽有點吃力,汪朗笑說,“講高普還能聽懂”,真正的高郵話“聽都聽不懂”。

路邊依地勢開出的稻田很精巧,一小片接一小片的,吸引大家紛紛拍照。不遠處一個農婦正收拾韭菜,“好吃嗎?”“好吃的!”一問一答說笑間走過石橋,變窄的小路一直通向山里,密林盡頭,柵欄圍住了幾大片水域,波光蕩漾。柏乃寶告訴大家,1979年在此開山取石,發掘出漢廣陵王墓,墓穴出土后整體搬到了揚州博物館,目力所及的這幾片水塘就是最初的廣陵王漢墓遺址。當時的墓址面積比馬王堆漢墓還大18倍,轟動了考古界。“我記得上次來可以下到水邊,還能坐船。”汪朗笑說,“這里就是高郵的最高峰了。”

一棵古樹形態瀟灑,佇立路中吸引了大家。“這棵樹已有318年。本地有個傳說,這棵古樹之上曾有蛇仙,很靈氣。筆桿子常來此處拜謁,沾了仙氣回去下筆如有神。”柏乃寶笑著說,“汪老先生也來看過。”聽聞此,同行的楊早、蘇北、李建新、王道等汪迷學者紛紛上前向古樹致意。

再走二三里,來到悟空寺,山間寺廟古樸清靜,人不多卻可見香火,汪朗笑言,“有廟就有人燒香。”說話間一陣猛烈的山風吹過,汪朗招呼,“別站門口看,吹著。高郵這么大風真沒遇上過。”

悟空寺可以說是一個人的寺廟,常年由一位名叫了義的和尚住守。了義和尚表情恬淡,說話沉穩,觀之可親,大家圍住他提了很多問題。了義今年38歲,20多歲來到悟空寺,誦經種菜,一年又一年,過得十分平靜。他告訴大家,每年三月三,揚州、高郵有幾萬人過來祭拜。

母校內汪曾祺身影隨處可見

28日上午來到汪曾祺曾經就讀的中學:高郵中學,大廳里的雕像、圖片題字,汪曾祺的身影隨處可“尋見”。出乎意料的是,學校的汪曾祺陳列室里舊物比想象中要豐富得多。汪朗兄妹把汪老舊居中的書柜、書桌、床鋪捐給了學校,復原了八九十年代汪家北京家中的場景,這一角最為動人。“那臺收錄一體機是1984年我第一次出國,去德國時給他買的,花了900馬克。”汪朗說,“這張書桌是老頭用的時間最長的桌子,1983年搬到蒲黃榆買的,一直用到1995年。他平時就在這張書桌上寫字、畫畫、抽煙,你看,上面還有很多燙痕。上面的臺燈、筆筒都是他原來用的。那個書櫥用的年頭也長,里面的書也是跟著一起過來的。”一張小小的單人床,上面擺放著汪曾祺當年的鋪蓋,床單、被套、枕巾有些發白,樣式看起來也有年頭了,“這張床70年代我們在甘家口住的時候就有了,家里地方小,后來在蒲黃榆一直用,這張床他睡了幾十年。”

一面玻璃柜里展示的手稿難得一見,汪朗打趣道,“老頭寫東西不留底稿,這些都是夾在書里的手稿,運書柜時連書一起運來的……我們要是知道還想留著呢!”校長趕緊接茬兒,“擺在這兒您就拿不走啦。”“還是擺在這兒好。”言罷,汪朗低頭看了很長時間。

從高郵中學驅車來到一家餐館——汪味館分館,今天是開館吉日。汪朗是被邀請來剪彩的。他風趣地說:“我記著去年汪味館總館開業時我就祝興旺發達,沒想到分館開得這么快,今天就繼續祝汪味館進一步興旺發達。”

餐館一層大廳主墻貼滿了與汪曾祺有關的老照片,大家紛紛要求汪朗講講照片背后的故事。“我們家沒把他當回事兒,都是家里人用傻瓜相機瞎照的。這張是我倆妹妹。那張是老頭70多歲時候,當時我40多歲了。”汪朗指著照片笑著說。

照片里老頭做的菜也一一被破解,“那是油條塞肉,這個湯里的魚丸應該是外邊買的,老頭不會做魚丸。”現場還出現一個難解之謎:一只藍色塑料袋里裝的是什么?汪朗想半天也回憶不出,倒是想起來“那個破盤子被王樹興拿回去做紀念,瓷兒都磕了,卻當了寶貝”。汪朗機鋒一轉,“我們家裝修時王樹興特別有心,全都劃拉走了。”引得眾人哈哈大笑。汪朗感慨道:“照片放大了還能看出點東西,那是汾酒的蓋兒,老頭愛喝酒,他的好酒都留給客人,蘇北喝了不少。”楊早在一旁打趣補充:“蘇北不僅喝了老頭很多好酒,而且最羨慕的是汪家記憶力好的基因。”有會員問老頭生日在家怎么過?“他自己都是按陰歷算,就是正月十五,他愿意按陰歷過,好記。我們就每年全家團聚一塊過了。他家幾個人生日都特巧,他姐是七夕,他爹是九月九重陽。”汪朗邊回憶邊笑,“我們家就我做飯還學了點。開始我給他打下手,一般他也不愿我幫忙。后來我就取代他了。這個下的功夫多,可能我比較饞。”

離開汪味館,來到文游臺里的汪曾祺紀念館。汪朗指著陳列告訴大家,“老頭整個書房原樣搬到這里,都是他生前用的東西。這個寫字臺用了兩年,書也是家里原有的書。《史記》《漢書》是老頭"貪污"的,他要寫漢武帝,好像是人文社提供的一套,最后也沒寫成。那個沙發歲數比我還大,是我姥姥去世時分割給我媽媽的家產,60年代從上海運到北京,后來一直在老頭書房里放著。蘇北去我們家坐過好幾次。”蘇北隨之回憶了他到汪家的感受:“對這個沙發印象深,還對一個銅的芭蕉葉形狀的煙灰缸印象很深。”在紀念館汪朗不時與老頭舊物“見面”,讓人不忍打擾。汪朗說老頭:“煩的時候從不拿孩子出氣,有時他沖自己發脾氣我們還批評他,你不能這樣!”楊早頗為感慨:“為什么汪曾祺的文字有這樣的魔力?每次你心情特別郁悶、沮喪的時候,他的書翻兩頁,立馬就會療愈,這個很難得。我始終覺得是一個精神的源泉,你在進步,汪曾祺在前面等你。”

汪味館里品嘗地道“汪家菜”

汪曾祺是真正的美食家,會吃更會做,高郵的菜品在他筆下出了名。在汪味館聽過汪朗生動的“看圖解說”,更對汪家菜充滿了期待,品嘗正宗的“汪家菜”成為此行重頭戲。

高郵最出名的是咸鴨蛋,汪曾祺曾撰對高郵的腌蛋贊不絕口,“顏色細而油多,高文端公最喜食之。”雙黃咸蛋一上桌,顏值就先吸引一圈手機拍照。高郵咸蛋入口細膩,又沙又軟,令人回味無窮。

汪味八碟里的油浸蠶豆油綠喜人,嚼起來清香滿口,不禁使人想起汪曾祺對蠶豆的描述:“我的家鄉,嫩蠶豆連內皮炒。或加一點切碎的咸菜,尤妙。”更令人難忘的是一道涼拌馬蘭頭,與豆干一起剁碎摞成圓柱,用筷子撮一小箸,一股奇異的菜香和著又嫩又韌的豆干,越嚼越上癮。“馬蘭頭用開水焯過,加醬油、醋、香油涼拌……”汪曾祺幾句簡單的描述,真的像是“吃到了春天”。

最讓人驚喜的莫過于《異秉》中的蒲包肉,“用一個三寸來長直徑寸半的蒲包,里面襯上豆腐皮,塞滿了加了粉子的碎肉,封了口,攔腰用一道麻繩系緊,成一個葫蘆形。煮熟以后,倒出來,也是一個帶有蒲包印跡的葫蘆。切成片,很香。”蒲包肉剛上桌,并未引起眾人的關注,及至服務員報出菜名,眾人才恍然,如果不看裝它的蒲包,光憑想象很難理解蒲包肉妙處。

汪味館的菜不光味道好,擺盤也精美用心。石鍋炒米燉雞蛋用木匣子端上來,里面是一個飄著米香的砂鍋,迫不及待地盛一勺,“蛋羹里合著米香!”“太好吃了!”這款嫩滑的炒米蛋羹被團員評為最愛。

汪老自己發明的一道拿手絕活“塞肉回鍋油條”別具一格,特別吊人胃口,吃到嘴里才體會到那種外脆內糯的口感。店里把油條揣肉配著汪豆腐一起上,汪豆腐黑白分明,起了個很美的菜名叫“日月同輝”。

一道干貝蘿卜頭,盡顯汪老做菜的不二法門,“粗菜細作”。小紅蘿卜入口即化又吸收了干貝的鮮美,不由得想起汪老請人吃飯做菜時花的小心思,“做菜看對象,要做客人沒有吃過的,才覺新鮮。”

汪味館分館開業也是汪氏家人從各地趕來相聚的好日子,汪朗特意請汪家人和“青睞”的汪迷見見面聊聊天。汪曾祺82歲的弟弟汪曾慶最年長,他和汪曾祺的小妹妹一家一直住在舊居,義務接待了很多上門來訪的汪迷。妹夫金家渝很健談,他告訴大家,這些年他接待的汪迷來自世界各地,這讓他很感動。汪曾慶精神很好,和汪曾祺長得很像,說話也風趣,“我不會寫文章,天生會畫畫。我跟汪曾祺最像的,是會畫畫會喝酒,他回來最喜歡喝酒的。”

汪朗的表哥趙京育特意從外地趕來,他是泰州中學的數學老師,他補充說:“表弟(汪朗)剛才開玩笑"吃老頭的稿費",但我們更看作是汪家人一次難得的聚會。”他告訴大家,汪家的故居正被圍起來進行改造,“現在拆的那一片地是祖屋的外圍,其實兩家老人住的老房子只是汪宅角落的一點點。明年再來就能看到接近于故居全貌的紀念館,可以感受大舅作品中的環境。”他深情回憶,“我上小學一年級時,大舅送我一個兒童手風琴,那時玩具很少,印象很深。”幾次到北京時去看舅舅,都是舅舅親自下廚做飯,他感到很不好意思,當年舅舅得知他上大學還高興地說:“你怎么學的數學!”年紀比汪朗小卻長一輩的汪家小叔叔說,“我喜愛所有喜愛汪曾祺的人,覺得你們都很親。”

舊鄉鄰姚維儒帶隊尋訪《異秉》原型地

午飯后大家來到了汪老的故居,舊鄉鄰姚維儒先生從小在這里長大,對汪老文章里的場景描述很熟悉。他帶著大家從故居竺家巷出發,沿汪老上學的路,走走停停,找尋舊時的店鋪。得意樓、如意樓已不復存在,保全堂藥店面貌大變,但姚維儒能準確指出它們當年的位置。東大街是汪曾祺作品中描繪最多的文學場景,從留存下來的一些老屋,豆腐店、草巷口、煙店、米店、剃頭店、東升油面店、老中醫“李花臉”……汪老筆下的那些店鋪依稀可見,人物也像復活了一般。姚先生特別給大家手畫一張路線圖,將汪老作品的文學圖譜以及童年生活場景細致入微地呈現出來,他不時用自己獨特的視角補充,“前面一個澡堂有100多年了,汪曾祺曾經去過的,是目前保存到現在還在使用的,老人都還去那里洗澡。”“我的幼兒園就在這里上的,我還記得前面米廠炒米。”“陰城那時是墳塋,都是烏鴉、野兔。”

三四公里的路走下來,聽說是汪迷尋訪團,不時遇到熱心的人搭腔,一位自稱熊先生的老人很激動,他說家里四代開寶康醫院,老一輩對汪家很熟。他喜歡汪曾祺的文章,“寫的都是確有其事,他方言的味道好,還能創造語言”。走過汪老當年的上下學必經之路,感受到很濃的煙火氣,汪曾祺曾經說“這些店鋪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、篤實、輕甜、微苦的生活氣息”,大家感同身受的同時不禁感嘆,真的是這樣每天走每天看的感動,后來才能寫出故鄉那些很美的小城故事吧。

在大淖邊,雖然早已不是那個下鄉的小碼頭,但坐在水邊,大家接力朗誦《大淖記事》,那一瞬間,仿佛看見巧云撐著小帆板出現在水中央。

穿過兩條巷子,就來到《異秉》里寫的王二家的蒲包肉店鋪。王二的孫媳婦現在經營著店鋪,門臉的顯著地方貼著孫媳婦和汪朗的合影。店鋪在故居新址對面,很多當地人來買蒲包肉,大家看見蒲包更能理解到書里寫的妙處,不禁紛紛買上兩三只解饞。二子孫媳婦長相甜美,收錢、切肉,手腳麻利,生意很是興隆。

依《受戒》索驥,一路尋到原型村莊庵趙莊

5月29日來到界首鎮,乘小船穿行在迷宮一樣蘆葦蕩間,京劇《沙家浜》有關蘆葦蕩的唱詞就是汪曾祺根據在此地的生活經驗醞釀出來的。大家在船上唱起《沙家浜》里的名段,可能是旋律優美,一條大魚躍進船艙來欣賞,引得一片驚呼。離開蘆葦蕩,驅車半個多小時,依汪曾祺名篇《受戒》按圖索驥,一路尋到原型村莊庵趙莊。大巴車開不進村里,土路又細又長,徒步走了很遠,路邊都是麥田,村人在路邊收集曬干的菜籽,菜稈堆成了小山。

接近村子盡頭,路邊出現一個小寺廟,紅色的鐵門上寫著“慧園寺”,門腳立著一方小小的石碑。“第一汪迷”蘇北曾幾次來此訪問,據考證就是《受戒》里荸薺庵的原型。寺廟不大,院里曬著青蠶豆,墻邊放著手推車、鋤頭、鐵鍬一應農具。寺里智隆和尚今年86歲,耳聰目明,坐在廚房里和大家聊天,面前的暖水壺、豆瓣醬和用塑料小筐扣著的飯菜,不看僧衣,就是一個生活很日常化的老人家。

30日一早,細雨迷蒙中來到城北實驗小學,這間創辦于光緒年間的老校,是汪曾祺深愛的母校“五小”,那一句“這是我的小學,我親愛的,親愛的小學!”曾使多少人淚目。這座“愿少年乘風破浪,他日毋忘化雨功”的城北小校園里,黃墻黑瓦,飛檐斗拱。汪老筆下的五小校歌“一個字都沒動”,至今依然被孩子們傳唱著。

今天也是北小喜慶的日子,校友王樹興與汪朗多次聯系、籌備的汪曾祺少兒文學院今天成立。詩歌、朗誦,汪曾祺的作品在舞臺上被師生演繹得淋漓盡致,汪朗兄妹挑選了一些書目贈送給學校,并捐了3萬元發展基金。汪朗動情地說:“剛才唱歌的時候我流了很多眼淚,因為老頭寫得很形象:孩子們使勁唱的時候,像玻璃一樣的聲音,震得樹葉和屋瓦好像都在唱歌。剛才我又找到了相同的感覺。”他說:“90多年前我的父親汪曾祺在這里接受了六年扎實的現代教育,培養了他文學的初步興趣,沒有五小的經歷也不會有汪曾祺日后的文學成就。父親生前對城北小學有很深的感情,作為后人我們有責任把這份感情繼承下去。這次是我妹妹選的書目,基金出自老頭的稿費。”

汪曾祺曾說:“我是在水邊長大的。水影響了我的性格,也影響了我作品的風格。”連續幾日沉浸在水鄉小城,一路走走停停,腦海里不斷浮現出汪曾祺筆下的場景。只要你讀過汪曾祺,看到這些店鋪,你的記憶之門就會打開,眼前出現的各色人物,音容笑貌真切動人。一菜一掌故,一花一世界,如同穿越到舊時光的人間煙火之中,最終到達的已經不是地理上的高郵,而是童真和感動。文/本報記者 李喆

汪朗

談老頭“他的文字表達

早早就過關了”

文字整理本報記者 王勉

28日午飯后,諸位嘉賓和“青睞”團員圍坐在汪味館二樓,聽汪朗談他家親愛的老頭汪曾祺。

我們也納悶他的時間都從哪兒來的,原來不以為然,后來一想,他每天各種事情一堆,還能寫出那么多東西,而且顯得非常心平氣和,關鍵是他時間安排得比較好。另外就是他寫作的效率非常高。他寫東西有一習慣,先想,想通了再落筆。他每天真正的寫作時間大概也就兩三個小時。有時候他端一個茶杯,喝一口愣一會兒。我說就跟老僧入定似的。我妹妹說老頭又直眉瞪眼了。這時候他誰都不理。想完了就開始寫。他寫東西非常流暢,中間沒有什么打磕巴的時候,一般一遍就成稿了,不像我寫東西開一個頭就兩三鐘頭是吧?原來用稿紙,得撕半沓子,他不會干這個的。

他沒太教過我們,因為他覺得我們不是干這行的。他認為文學不是教出來的。這么多年,他給我改過一篇作文,還有一個標題。

他認為我們不是干這行的料,用他的話說就是不是嗑這棵樹的蟲兒。這話開始不是指我們,是說總來我們家的一個所謂文學青年,最后給老頭說煩了就給他約法三章:第一我不是你的老師,你也不是我學生;第二,你不許在外邊說你是我學生;第三以后我不給你看稿子。因為他看了半天,實在覺得他出不來,聊天時就說他不是嗑這棵樹的蟲兒。他沒和我們說我們也知道,我們也不是嗑這棵樹的蟲兒。

他平常會講一講他讀書寫作的體會,你能從中悟出一些東西來。他讀韓愈的文章,說其中有文與氣的感悟,他文章里也說過,但是他會專門拎出來跟你談一談。他不是教育你,就是談他自己的體會。看了南朝沈約有關音韻的文章說,一般做文章或寫詩詞,要前有浮聲后有切響,平仄要協調。他的文字表達早早就過關了,之后就是如何使用的問題。

我們家的一個特點就是沒大沒小,但只限于跟老頭,跟我媽就不敢,我媽管得比較嚴,老頭比較好欺負。我印象里跟我從來沒有急過。他還有一個明顯的優點,絕對不會把外邊受的氣帶回家,一次都沒有。有一段他特別不痛快,回家喝完酒就撒酒瘋,說今后再不寫東西了,拿菜刀說我要剁指明志,然后就在那兒畫畫,畫的很多是八大山人的風格,自己把氣兒出了就好一點。

那時候我在工廠,我寫信給他做思想工作,我說我相信你沒有什么問題。他還挺接受我。在家里也慢慢地給他排解,排解不了就高壓:“老頭不許這樣!”

我們家挺講親情的。他那時候被弄去扛煤,弄得一身全是煤。我記得特清楚,他的棉毛褲回來洗,先在盆里泡,一會兒盆底就是一層黑末子。后來我媽怕我們受牽連,因為我比較大,她就和我講,講老頭的歷史問題、右派問題什么的,目的就是讓我明白必要時候要劃清界限。我當時也是一根筋,就說你在這兒說我,干嗎他回來你還天天給他買酒喝買肉吃的?我媽說你是你我是我。我說咱們相信群眾相信黨,什么時候給他做了結論,說他是反動分子要劃清界限再說,反正現在是沒法劃。他那時候在家確實沒受什么歧視。實際上“文化革命”好多人是因為家里頭造反了,最后的一根稻草不存在了,自殺的多數因為此。

他原來唱昆曲,京戲也還行,后來他的牙掉得差不多了,跑風漏氣,就不怎么唱了。他老吹牛,說自己嗓子特好,但從來沒聽他唱過。他可能覺得我們不懂,他也犯不上。

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喜歡他的作品,一個是他的東西有意美化生活,讓人看著不難受。因為大家的壓力都比較大,更多的想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增加一些知識,讓自己的心靈平和,他的作品比較契合這樣一種心理。再有他的作品能看出中國文字的魅力,簡簡單單的表述方式寫得清清楚楚。他的作品不深,但是很精致。他自己對此有追求,每一個詞的使用都有格。

但他平時說話只是說一般的話,寫作就習慣性地變成那樣的表述方式。在家里他也不是老有話,聊天聊到他感興趣的才說。老家的事他不怎么說,說到西南聯大他就來勁了。他細節記得特別清楚,把當時的場景,包括當時人說話的語調全都能復述出來,逗得你捧腹大笑。他什么都能學出來,包括方言。

水,漫過高郵史,也漫過汪曾祺

楊早(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)

這是二十年間,第四次去高郵。每次回去,心情都大不同,收獲也大不同。

對于大部分人來說,去高郵肯定不是出于旅游景點的吸引,畢竟揚州、蘇州、南京這些重點旅游城市都離得不遠,到高郵也還沒有火車。不管是對于“青睞”的團隊,還是我帶去的三位研究生,他們的尋訪都與“汪曾祺”有關。“古有秦少游,今有汪曾祺”本是高郵的兩張名片,而汪曾祺在當下的閱讀熱度,正在方興未艾。恰好他又是我定義的“城市傳記作者”。不知有多少“汪迷”、汪曾祺研究者心心念念,想親身來看一看《受戒》中明海出家的菩提庵,《大淖記事》中的大淖,《異秉》里王二賣熏燒的保全堂,《戴車匠》《八千歲》里的老街,《徙》里高北溟執教的五小……或許看了之后,多少會有些失望,但正如“頂級汪迷”蘇北所言,小說里的地名與人物立時變得鮮活起來,不再是憑空想象。

而我的身份,比較多重。我既是一個汪曾祺的研究者,也算是高郵流散在外的子孫。雖然從小沒在高郵呆過,但戶口簿、學生證上明晃晃的“籍貫:江蘇高郵”總是一種印記與提醒。

1987年,生長在四川的父親頭次回高郵。當時汪曾祺自然已是文學名家,但還沒有今日的地位。因此父親去高郵,還是為了追尋從小在曾祖母、祖父、三祖父口中聽得太多的故鄉。他在游記里寫道:

站在汽車站前面的公路上,往南,可望見建于明萬歷年間的凈土寺塔;往東,可望見文游臺。西面有三條馬路通向城內:居中一條通至北門口,兩旁是機關、住宅和商店,可算作新城的中心。北邊的一條環城而行,接通繼續北上的公路。南邊那條馬路通向舊城東門。三條馬路都是新修筑的,我挑了南邊那條路進城。

城門口是縣立中學,似頗大,未入。過縣立小學(今名實驗小學),記得父親說過他曾在此就讀,便入內看了看。房屋大抵還是解放前或五十年代所建,沒有什么新的氣象。

父親看到的高郵,三十二年來,變化當然巨大,但舊城格局仍在。他那年去高郵,最想看的是造成這座“盂城”(高郵縣城低于運河與高郵湖水面,形似覆盆而得此名)的大運河,只因“祖母在世時常常說起,運河高郵段河床高于街面,發大水時河面竟與城墻一般兒高,一旦堤潰,水頭勢不可擋,淹至屋檐。人們只好蹲踞在迭起的八仙桌上,或坐進洗澡的大木盆,隨水漂去。結局可想”。

這次看運河故道,夕陽西下,漁舟二三,波光映日,柳影婆娑,于清風碧草中徜徉,大略很難想象1931年大水決口時城為澤國,人為魚鱉的凄惶圖景。只是我每逢走到運河堤上,總會想起父親當年在此的“招魂”:“魂兮歸來,祖父!魂兮歸來,祖母!魂兮歸來,絅叔!你們遠離故鄉,顛沛流離,飽經苦難。愿你們魂歸故土,永得安寧!”

關于那段家史,也是大時代中平凡家庭的常見“運命”,不必細說。此次去高郵,我想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,就是何以清末至民國,總是發生“保堤”“保壩”之爭。

據新編《高郵縣志》,自明萬歷十九年(1591)至民國三十七年(1948)的357年間,高郵共發生127次較大水災,平均不到三年就發生一次。蘇北淮河流域一帶經濟、文化的發展,一直無法追趕蘇南,最大的原因就是水災頻繁,里下河農民連種稻也只敢選“三十子”“嚇一跳”這樣的品種,這類稻種收獲期早(五月底我們在菱塘一帶已經見到早稻收割),稻稈高,但產量很低。里下河長年選種這類早稻,只為了避開夏天很可能爆發的水災。

而且,高郵等地的水災,不僅僅是天災與地形所致,還跟河官、鹽官之爭有關。河官要保田安民,主張盡早盡快泄洪,而鹽官與鹽商為了保證北上的漕運,始終要保證大運河的水量。一到多雨季節,這種沖突就會異常劇烈。一旦高郵湖水與運河上游暴漲,就有可能引致“淮水歸海”的決策——說穿了就是讓大水漫過高郵、興化等地,流入黃海。至于這一帶的田地房舍,人口牲畜,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

一般人讀汪曾祺,很容易留意到他的文字里有大量水的意象,汪曾祺自己也說:“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,我是在水邊長大的,耳目之所接,無非是水。水影響了我的性格,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。”但汪曾祺也在《自報家門》說明“我們那里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,平和的,靜靜地流著”,然而“水有時是洶涌澎湃的”。高郵的水,暴烈起來讓人難以想象。因此“水”對高郵地域文化性格的影響,必然是雙重的,既有柔軟、平和、沉靜的一面,也有變動、激越、無常的一面。

比如我們這次去清水潭度假村,看到的都是水平如鏡,千鳥翔集,林壑幽深,曲徑勾畫,誰能想到,自北宋到民國,這里是運河堤防最險之處,歷代記敘不絕如縷,明萬歷年間,高郵州判官羅文翰為保大堤,被洪水吞沒,州民集資建有羅公祠以為紀念。同治五年(1806),清水潭大決,決口寬達三百八十余丈(1200多米),二十里范圍內人船無一幸免。汪曾祺的曾外祖父談人格有《清水潭決紀事》記敘此事:“可憐千萬村,濁浪迷高低。富家得船去,余劫歸犬雞。貧者不及遷,汩沒如鳧鹥。”

像這樣的例子,在高郵歷史上不知道有多少。實地訪察之后,我終于更能明白與體會“水”之于高郵的意義。作為一名研究者,要理解高郵,理解汪曾祺,如果沒有這種“跳出來”的眼界,我想還不能全面地理解汪曾祺筆下的“水鄉”意蘊。愛好者當然可能集中心神于追尋美,體味美,但看見一些歷史的慘烈之處,正如“樂景寫哀,哀景寫樂,倍增其哀樂”,或許更能珍惜汪曾祺筆下的詩意與溫情。

汪老,荸薺庵永遠留在《受戒》里了

楊曉光

喜歡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。用汪朗的話說,“《受戒》寫的其實是破戒,老爺子藏了點小壞。”寫的是小和尚明海受戒,其實是描摹當時鄉下寺廟的日常——討老婆,喝酒,吃肉,殺豬,打牌,攢錢,買房子買地。嗯,就是戒條上有的,全都可以不當回事,把小日子過得紅紅火火。當和尚,是職業,跟做泥瓦匠、劁豬匠一樣。明海頂著腦袋上的新戒疤坐船回荸薺庵,撐船的英子問他:“我給你當老婆,你要不要?”明海的眼睛鼓得大大的,小聲說“要——”如此“毀僧謗佛”,《受戒》卻寫得鮮活生動,非常可愛。蘆葦蕩里,明海和英子,一對情竇初開、私訂終身的小兒女,永遠定格了我們對于大運河水鄉的浪漫想象。

1937年,17歲的汪曾祺逃難躲進庵趙莊,借住在菩提庵(村民們叫作荸薺庵),一邊準備復習考大學,一邊讀小說。43年后,他發表了小說《受戒》。他說,這是他做的一個夢。

70多年之后,那水鄉、那庵趙莊、那荸薺庵、那明海和英子的世界,都還在么?

我們很俗,愛汪老愛到姥姥家。母雞多年前下了一個好蛋,多年后,吃蛋的人還非要去看看母雞下蛋的地方。

跟著汪朗,跟著超級汪迷蘇北、王樹興、楊早、王道,我們走進了庵趙莊。

那個荸薺庵還在,哦,應該說是改革開放后恢復起來的,現在叫菩提寺了,就是一個農家院,只不過多了佛像和香爐,很簡陋。只有一個老和尚智隆,86歲了。我們見到他時,混濁的大背心,趿拉著鞋,和村里的老頭沒啥區別。還是他的閨女過來幫他套上黃色的僧衣,看上去才比較“職業”了。菩提寺的小院里,曬著剛收獲的菜籽和豆子,他的妻子和女兒在忙活著。

《受戒》里寫的荸薺庵,門前一條河,依稀還有模樣,旁邊一個打谷場,看不出來了,荸薺庵里的天井、假山石、白果樹、高大的柳樹、大殿、廂房什么的,統統不見了。菩提庵原來有六個和尚,能放“半臺焰口”(放焰口就是為亡靈超度)現在只有一個智隆,半臺焰口?半臺的半臺也放不成了。

智隆就是庵趙莊的人,一家四代吃齋念佛。他還算是村里的文化人。小時候,在爸爸的督導下念過7年書,“《詩經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都讀過,還每天寫帖”。但是,他一直沒有出家。直到他62歲,去甘肅永明寺受戒,正式出家,有了主持寺廟的執照。回來和村里商量,恢復菩提庵。按照他取得的“資格證書”,菩提庵升格為菩提寺了。這之前,菩提庵已經成為小學校很多年。“要感謝鄧小平的百花齊放”,智隆由衷地說。

如今,在這鄉下的小廟里,佛事多是做超度的,拜的都是地藏王菩薩,和當年汪曾祺寫《受戒》時一樣。不一樣的是,以前,荸薺庵有土地,雇人耕種,還可以放債,和一個地主差不多。庵里的賬目往來很多,專門有個明白的和尚管賬。現在打理這個簡陋的小廟,“一年要大幾千”,光靠地里的莊稼不行,廟太小,平日也沒啥香火,就指著做法事的收入。智隆的女兒說:“別看他86歲了,身體好著呢,一聽說有人請他去做法事,跑得快著呢。”這個小廟,全靠智隆一家人的勞作,要不,智隆的妻子說,她是這家的傭人呢。智隆想把小廟傳給同樣吃素的兒子,兒子并不想接班,這是智隆比較鬧心的一件事,菩薩也幫不上忙。

算了算,86歲的智隆,在汪曾祺來庵趙莊避難那一年才4歲。他當然不是明海,也沒有明海聰明伶俐。但他知道汪曾祺,雖然并沒讀過他的小說。我們的拜訪,是這個小廟來過的最遠最多的客人。他準備在菩薩面前拜拜,念念經,為那個寫了庵趙莊、菩提庵叫汪曾祺的作家好好超度。

出了慧園寺,我們有些失望,它太簡陋了,如果當初荸薺庵就這個樣兒,汪老還能寫出《受戒》么?但是,我們也踏實了。運河千載,悠悠流過,這里的人們還是那樣生活。人死了,需要超度,就會有和尚做法事。和尚和老師一樣,是一種職業。吃素、把齋、念經、超度,和農民撒種、除草、打藥、收獲一樣,是基本的敬業。

西斜的太陽照在明晃晃的稻田里,菩提寺外的樹蔭下,我們坐成一排,朗讀起《受戒》……

本版攝影/李建新 “青睞”團員

作者:李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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